中國人均GDP正在接近13000美元，而這是國際上把一個國家劃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雖然我們城鄉間、地區間收入差距還是很大，但是從人均意義上我們正在邁向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水平的變化。在發達的地區，像上海這樣的地方，人均GDP已經接近3萬美元，已經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從發展階段的長期視角來看，現代化一定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從產業結構上看，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僅僅從中國統計數據上來講，筆者給大家看一下2021年的數據（2022年經受了嚴重的沖擊，疫情使得服務業占比略有下降），2021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比是39%對54%，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已經超過一半。在就業的結構對比里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占29%和48%，服務業也接近一半。所以當前中國整體上已經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

一、如何看待制造業比重

當前關于產業結構，我們存在一些認識誤區，有必要澄清。

1. 制造強國不等于制造業比重，不僅不會帶來制造業比重的上升，反而會帶來制造業比重的下降。二提出了制造強國的目標，一段時間里，制造強國被社會各界，包括專家、地方政府，理解為要提高制造業比重。但實際上制造強國不僅不會帶來制造業比重的上升，反而會帶來制造業比重的下降。

原因有兩點：，越強大的制造業，它的附加值來源越是來自于生產性服務業，其中尤其是研發、設計、咨詢、金融、貿易這樣一些行業，因為服務業是為制造業賦能的。第二，制造強國的結果一定是國強民富，而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隨著消費的升級，一定會消費越來越多的服務。

2. 中國并不存在過早的去工業化，中國服務業占比是偏低的。從國際比較來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發達國家服務業在GDP當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漸提高的。如果看中國的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服務業占比也是在提高，但是，如果與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徑相比，在任何一個給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歷史同期中國的服務業占比一直是偏低的。

服務業占比偏低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比如：地方政府偏愛規模較大、容易收稅且看上去**的制造業，而服務業則被認為會帶來大量外來人口，加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負擔；人口流動不暢，使大量人口仍然被阻滯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不利于服務業發展的小城鎮和農村；大量外來人口在人口流入地未能市民化，在消費方面寧愿向老家寄錢，也不在當前居住的城市消費，尤其是不愿意增加服務消費。

中國的金融體制長期存在實際利率偏低、且間接金融為主的體系需要通過抵押的方式來貸款，相對更有利于資本密集度高且有更多抵押物的制造業的發展，而相對不利于服務業發展；中國還在服務業里存在大量管制，包括對民間資本進入服務業的管制。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制造業比重上升轉下降的拐點，被認為是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對此，要注意到，曾經有段時間，中國的制造業是存在產能過剩的，并且曾經依賴出口來消化中國制造業產能，因此，制造業產能比表面上的“過早”下降，其實只是因為中國在制造業做了去產能的調整，在向正常的經濟結構逐步調整而已。

服務業部門GDP占比和就業占比

注：根據ISIC劃分三大產業，同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其中，產業是指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和農林牧漁服務業。第二產業是指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第三產業是指除、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本文用第三產業GDP占總GDP比重計算服務業GDP占比。擬合線是指除中國外的其他10個國家的Lowess擬合線。此圖轉引自：鐘粵俊、陸銘、奚錫燦，2020，《集聚與服務業發展：基于人口空間分布的視角》，《管理世界》，第11期，第35-47頁。

數據來源：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版，其中，人均GDP是按購買力平價的GDP比上總人口，統一換算成1990年的國際美元價格。由于該數據庫僅給出2008年及以前的中國的人均GDP，2009年及以后的中國人均GDP數據則基于世界銀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推算，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NY.GDP.PCAP.KD# ，以保持數據的可比性。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等于2008年人均GDP乘以2009年的人均GDP增長率…...依此類推。中國的三大產業GDP和就業數據來源于1992-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

3. 在經濟結構的意義上，并不存在明顯的“德國模式”。近德國模式也很受大家關注，人們似乎把制造強國跟德國模式做一個掛鉤，但我認為不存在明顯的德國模式。

首先，從國際規律來看，OECD發達國家所走的發展路徑，都是經濟發展水平上升，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各個發達國家在歷史同期的產業結構非常接近。在人均GDP和產業結構的相關性曲線上，各個國家（包括德國和日本）圍繞這條線上下波動的幅度非常小，這個波動幅度遠遠不如隨著經濟發展提高而出現的服務業占比趨勢性力量來得更大。

其次，從制造業占比來看，歐美各國（包括德國和日本）的占比都不高，不足以支撐對國家模式的判斷。像德國這樣被大家認為制造業非常強的國家，它的制造業占GDP比重只有20%，而英國和美國雖然常被認為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它的制造業也有10%，10%和20%的對比根本不足以支撐對德國模式的強調。

后，德國的制造業強以及出口強大，是建立在歐元區的統一貨幣基礎之上的。歐元的統一既有利于歐元區內部的國際貿易，更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的德國的出口。但要看到，德國對于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出口，放到中國來相當于省間貿易。實際上，德國是臨海的，其面積（35.8萬平方公里）略低于廣東+江蘇+浙江（39.25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就算德國模式存在的，放到中國就是長三角、珠三角模式。

二、如何看待消費結構

產業結構轉變的背后，也蘊含消費結構的變化。如果以美國為例，消費結構中有三個部分，部分是耐用品，典型的是家用電器和汽車，第二部分是非耐用品，如吃穿用，第三部分則是服務消費。在美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前，服務消費占比是下降的，因為當時汽車進家庭、家用電器進家庭，把服務消費的份額擠出了。進入到1萬美元以后，服務消費占比持續提升，提升到美國在人均GDP6萬美元的時候，服務消費在消費中占的比重大約70%。

由此，筆者想引申兩點看法：

當前大家所觀察到的中國消費不振，我也認同其中存在短期經濟沖擊影響，收入增長偏弱和對未來信心不足，但是也要看到這里面的結構性問題。也就是說，服務需求的持續增長現在面臨著供給側的不足，在供給側服務業很多還存在管制，而且服務業數量、品質、多樣性是不夠。這也可以解釋當前的一些現象：為什么整體的消費不足，但是好像長沙蠻火的，淄博也火了。如果消費不足是一個普遍性問題的話，為什么在那些好玩好吃的地方大家還是愿意去消費。所以，消費這個問題不只是總量那么簡單，筆者建議大家更多關注中國消費結構的變化。

第二，未來15年，我們將經歷服務業比例顯著上升的變化趨勢，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經濟結構變化離我們并不遙遠，這是中國消費升級的巨大潛力。你可能會說，用美國的歷史數據來看中國是不是太遠了？實際上，如果中國GDP能實現的增長率在5%左右，意味著15年GDP就要翻一番。翻一番是什么概念？

全國人均GDP1.3萬美元，15年以后就大約是2.5萬美元，美元歷史同期的服務消費占總消費比重超過50%。而中國發達的地區，像上海，如果也以15年翻一番的速度的話就會超過人均GDP5萬美元，服務消費占比將達到60%~70%。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未來已來”，也就是說，中國在未來要么不增長，要么你假設中國消費者跟美國消費者不一樣，否則服務消費在數量和占比上的持續上升就是確定性的，也是巨大的潛力。

從這個角度，供給側的企業投資，還有政府的一些政策，完全可能釋放消費結構變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和結構紅利，就看我們是不是能不能抓住這個機遇。

三、迎接后工業化時代

隨著服務業和服務消費占比的不斷提升，在后工業化的時代，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出現一些新的趨勢。

就業結構和職業技能的變化。在制造業階段，人是跟機器打交道的，所以經過簡單的培訓就能讓一個初中教育階段的勞動力，可以到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但是在后工業化階段，大量工作在服務業里，人要跟人打交道。

同時，機器、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些技術進步發生了，制造業里那些流水線化的工作大量被人工智能和機器取代。而在服務業里，有些工作因為是個性化的，反而很難人工智能和機器取代，相反，很難被人工智能和機器還創造了大量服務業的新工作，比如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等。到了工作被服務化的時候，它需要的技能更多是人和人之間打交道的能力，包括表達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而恰恰這種能力是不能被人工智能和機器所取代的。

我們的學校教育要擺脫對于知識記憶的灌輸，而更加要重視社會技能的訓練。而職業教育在技能教訓的同時，也要重視社會技能（比如表達），同時，還要更重視一般技能（比如數據分析），以應對加速變化的時代。

第二，社會治理需要越來越個性化的需求。因為到了服務需求大量增加的階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統已經很難了解人們的需求了，來自需求方的信息極其個性化，且因時因地而變化，極其復雜。這里，社區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強，因為社區在社區這樣的地理空間里，居民的收入、教育、文化等背景相對同質化，也更有共同利益，這時，社區的基層組織更能夠及時響應居民的個性化需求。

同時，社區居民的互助與自治能夠與基層組織形成互補，共同回應居民的個性化需求，比如說，社區的團購和微信群就在發揮這樣的作用。后工業化時代社區將重返我們的生活，曾經在工業化時代人們只認識同事，而不認識鄰居，這樣的局面不是美好生活的未來。

第三， 整個產業政策邏輯將發生改變，政府直接干預式的產業政策將面臨挑戰。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對于產業政策熟悉的就是制定標準，企業按照標準來做，做成功了政府給補貼。但這種邏輯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制造業階段的產品是講究標準化和規模化的，而且可以事前知道什么樣的制造業產品是好的。

服務業為主的階段這個邏輯變了，一方面，服務業是小眾化、個性化的、非標準化的。另一方面，事前你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服務，就算你知道什么叫好，你認為的好跟我認為的好也不一定是一樣的。比如什么叫好的電影、好的設計，你覺得好，我不一定喜歡。所以，在這樣一個時代，政府職能和產業政策邏輯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舉個例子。近筆者在平臺經濟的調研中發現，地方政府希望他們一起研究什么叫“數字人才”，邏輯是只要把數字人才界定出來了，就能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吸引相關人才，比如給予戶籍、公租房之類的激勵。

問題是什么叫“數字人才”？人們比較認同的是程序員肯定是數字人才，但直播帶貨主播是不是數字人才，恐怕就會有分歧了。電商平臺告訴我，他們缺的是在南京西路向投資人和客戶展示PPT的人，而這恐怕通常都不會被認為是“數字人才”。

但有一點可以很確定地告訴大家，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以及ChatGPT的產生，容易被取代的就是初級的程序員，而不易被取代的就是直播帶貨主播。這就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特征，政策制定者已經越來越難了解什么是未來的趨勢，什么是所需要的人才和產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