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世界制造業大國，在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來德國制造業呈現一定程度的外遷趨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制造業格局加速重構，制造業外遷事關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制造業在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頂梁柱”作用，了解德國制造業外遷的特征，分析影響制造業外遷的主要因素，對廣東推進制造業強省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德國制造業外遷的特征

德國外遷的制造業相對集中，主要是在與能源密切相關的產業，如汽車、化工、機械制造等，具有面向特定區域轉移產能和外遷產業鏈的特點。

一是產業鏈整體向美國轉移。根據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數據，流向美洲的24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中有八成進入美國。德國的汽車行業、制藥公司以及特種化工企業等都在尋求積極擴大對美國投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建造了整個新的生產設施。

二是產能主要向中國轉移。2022年，歐洲對華直接投資中，德國的份額從46%增加到了52%，其中汽車行業的占比更是達到了68%。寶馬、奔馳、大眾、巴斯夫、西門子等諸多德國企業，不斷將產能轉移至中國，僅巴斯夫公司在湛江的基地，就吸引了100億歐元的投資。

三是部分產能和產業鏈環節向東歐新興經濟體轉移。能源危機放大了東歐新興經濟體的成本優勢，東歐國家與德國地理位置鄰近，容易承接產能和勞動力、能源成本敏感型環節轉移，重點領域包括半導體、汽車及新能源等。2023年上半年，德國對外直接投資中79.1%流向了歐洲內部，流入波蘭、匈牙利的占比分別為6.1%和2.1%。根據匈牙利投資促進機構數據，匈牙利已擁有700余家汽車產業公司，奔馳、奧迪和寶馬均設有工廠。

影響德國制造業外遷的共同因素

主要因素是市場化的生產成本考慮。通貨膨脹率高企、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高昂導致企業生產成本激增是德國制造業外遷的生猛推動之力。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能源價格飆升，產業鏈上游的能源密集型企業承受著巨大的成本壓力，這些壓力又沿產業鏈傳導至其他產業。此外，2022年德國通貨膨脹率達到創紀錄的7.9%，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漲了6.4%。這導致德國許多制造業企業特別是能源密集型企業的生產成本不斷抬高，被迫減產、停產或將生產線外遷。德國工業聯合會（BDI）調查顯示，88%的德國工業公司將能源危機視為重大甚至威脅生存的挑戰，傾向于產業鏈外遷，加速了全球布局并推遲在本土的投資步伐。

內在因素是產業鏈供應鏈的強依賴性。德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的強依賴性對產業外遷產生了較大影響。高端制造業產業鏈環節較多，供應鏈jingque且復雜，對上游環節依賴程度較高。俄羅斯是關鍵原材料的重要供應國，高端制造業常用的鉑族金屬資源，如鎳、鈀等高度集中在俄羅斯，對俄制裁導致重要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短缺。上游環節遇阻意味著產業鏈、供應鏈源頭性的斷裂，企業生產穩定性受影響，許多關鍵產品無法生產和供應，對德國高端制造業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造成長期的沖擊。以天然氣為例，在德國，天然氣作為基礎化工產品的原材料或能源沒有替代品，對俄制裁導致巴斯夫、陶氏等多家化工巨頭原料漲價，甚至一度“斷供”。

催化因素是地緣政治和國家戰略政策限制。激進的能源政策是導致德國制造業企業外遷的主要政策因素。為了盡早擺脫能源進口依賴，在激進的綠色能源和碳中和政策目標指引下，德國煤電、核電等傳統能源和國內能源生產快速退出，并將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從4%提高到50%左右，但增加的新能源發電彌補不了煤電和核電激進退出所造成的缺口，且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遠高于傳統能源。由于缺乏統一協調的政策，德國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上顧此失彼，忽視了國家的能源安全和外部抗風險能力，造成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脫節。加之烏克蘭能源危機，能源短缺問題愈加凸顯，德國建立在傳統能源基礎上的工業優勢毫無疑問將受到損害，工業公司被迫進行產業外遷。

對廣東制造的啟示

首先是從成本上緩解制造業外遷壓力。為防止制造業過快外遷帶來的不利影響，一是借助政策工具施策。區分成本控制問題、政策風險規避、擴大市場或保障供應鏈安全等不同因素引發的產業外遷，理性對待制造業企業對生產成本因素的核心考量，系統評估不同制造業在廣東產業結構中的定位，確定不同制造業外遷的必要性、優先級、可能的外遷方式、可承受規模及其外遷后的影響，不搞“一刀切”“全淘汰”“大換血”，施策。二是以化、規模化降低綜合成本。整理、梳理傳統產業，以的分工與協作形成效率，以標準化制造形成規模效應，用效率和規模化重新定義成本。三是增強粵東粵西粵北地區低成本優勢吸引力。利用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在用人、用地、用能等方面的低成本優勢，立足于成本考慮構建完整產業鏈、配套基礎設施、優化政策環境，鼓勵發達地區優先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產能，緩解產業鏈過快外遷可能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就業壓力加大等問題，并為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爭取時間窗口。

其次是從創新上確保產業鏈完整性和完全性。確保產業鏈自主可控是應對發達國家技術封鎖，保障產業鏈安全、防止產業鏈斷裂風險的關鍵。一是確定關鍵產業鏈自主可控圖譜與清單。制定產業鏈分布圖譜，厘清產業鏈資源基礎、產業鏈動態發展、產業鏈斷鏈風險，形成產業鏈固鏈、強鏈及關鍵技術環節“揭榜掛帥”等清單，從而為科學評估產業鏈保障能力和安全形勢，識別產業鏈斷點堵點奠定基礎。二是引導“專精特新”企業研發創新。廣東的“專精特新”企業與德國的“隱形”企業有諸多相似之處，要聚焦電子、通信、新能源等重點行業和領域，鼓勵“專精特新”企業專注細分市場，在產業鏈關鍵環節率先實現關鍵零部件、重要產品設備的突破，全面提升“專精特新”企業的產業基礎能力，增強其在產業鏈上的主導性與性，以應對這些關鍵產業鏈斷裂帶來的風險。三是打造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構筑廣東大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空間布局的主導權，提升廣東企業參與研發設計、標準制定的能力與水平，重點構建“廣東設計—東盟生產”或“廣東品牌—東盟制造”的生產網絡，穩固鏈主地位，致力于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RCEP區域供應鏈體系。

再次是以數智賦能制造業韌性成長。立足自身發展，數實融合、數字賦能，增強廣東在國際產業鏈的控制力和話語權，助力廣東制造業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韌性成長。要積極把握產業鏈數字化、智能化和綠色化一體推進的趨勢，搶占制高點、提升控制力，培育產業鏈發展新動能。一是推動數字技術與產業鏈融合發展。依托數字技術搶占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戰略高地，推動數字技術滲透產業鏈價值鏈多環節，實現設計的數字化、生產的智能化、流程的可視化、產品的高端化、服務的便捷化，促進跨界融合的供應鏈生態的形成。二是推動智能制造與產業鏈融合發展。鼓勵開展智能制造基礎理論研究、培養基礎研究人才，發展基礎工業、加快研究制定各行業、各領域智能制造的標準、規范和驗證平臺，著力開展智能裝備、傳感器、軟件的開發和應用，推動智能制造與產業鏈深度融合。三是推動綠色制造與產業鏈的融合發展。廣東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等綠色化產業已經形成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未來發展空間廣闊，應該搶抓機遇，乘勢而為，推動綠色制造與相關配套產業鏈的深度融合和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