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電器輸出模塊 1769-OB16P 高負載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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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業經濟時代走向數字經濟時代，世界經濟發生著全方位、革命性的變化，產業數字化便是顯著的表現之一。當前，產業數字化不斷深入發展，平臺經濟、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成為了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經濟相比，我國產業數字化發展現狀如何？面臨哪些挑戰？如何促進產業數字化發展？

中國產業數字化發展現狀

從產業數字化的總體統計來看，產業數字化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在經濟社會中的貢獻水平不斷提升。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1.7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1.2%。其中，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0.9%。相較而言，數字產業化規模為7.5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的比重僅為19.1%，占GDP的比重僅為7.3%。產業數字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也成為了國民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重要來源，在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各地產業數字化穩步推進，但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較為突出。

■ 從省級層面來看，廣東產業數字化發展處于全國地位，整體規模近3.5萬億元。此外，江蘇、山東、浙江等地產業數字化規模也處于前列，整體規模超過2萬億元。但仍有近半數地區產業數字化規模不足1萬億元，與前述省份規模相比差距較大。

■ 從占GDP比重來看，上海的產業數字化規模占整體GDP的比重達45.1%，福建、浙江、天津、北京等地區占比近40%，山東、湖北、遼寧、重慶、廣東、河北等地區均超過30%，而其余省份占比均未超過30%。

從產業數字化的分行業統計和描述來看，三次產業數字化穩步推進，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較高。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我國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占行業整體增加值比重分別為8.9%、21.0%和40.7%，約為1:2:4，同比分別增長0.7、1.6和2.9個百分點。大量企業利用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工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得到穩步提升。而得益于我國強大的消費市場和服務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需求，服務業的數字化發展水平顯著高于其他行業。

從產業數字化的企業層面統計來看，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整體處于起步階段，且更加專注于細分領域。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發布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0）》，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程度方面，處于探索階段的占比為89%，處于踐行階段的占比為8%，而處于深度應用階段的占比僅為3%。整體而言，我國中小企業還處于數字化轉型的起步探索階段。此外，相較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更專注于細分市場，更強調化生產、服務和協作配套能力。

從產業數字化的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產業數字化占比位居列。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0年，全球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84.4%，占GDP比重為43.7%。其中，德國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91.3%，中國產業數字化占比為80.9%，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南非、俄羅斯、巴西、挪威等13個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超過80%。此外，我國第二三產業滲透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2020年，全球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占行業整體增加值比重分別為8%、24.1%和43.9%。而中國一二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8.9%、21.0%和40.7%，產業數字化滲透率相對較高，而第二三產業數字化滲透率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相較而言，德國、英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三大產業數字化滲透率較高。其中，德國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數字化滲透率為24.8%、43.9%和67.9%，而英國分別為29.9%、32.0%和66.1%。

發展趨勢

一是數字技術賦能產業數字化轉型提檔加速。數字技術的不斷成熟形成了科技驅動的新產業生態，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加速，數字技術也因此成為傳統實體經濟與數字化經濟的重要“連接器”。一方面，數字化基礎較好的傳統產業，由原來小范圍探索階段步入規模化應用階段，提升產業整體績效。另一方面，數字化基礎較薄弱的傳統產業，也將利用數字技術重塑產業格局、改造產業生態，從而實現彎道超車。

二是產業價值創造突出終端消費者需求導向。數字時代下，終端消費者在商業價值鏈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擁有較高數字技能與素養的數字化消費者廣泛參與到研發、設計、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并成為連接產業鏈諸多環節的關鍵節點，在商品生產創新及商業模式變革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強。因此，產業數字化價值創造將更多地以終端消費者為導向，通過更加高效、柔性、的營銷模式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三是產業組織關系從線性競爭向生態共贏轉變。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產業組織形態不斷變革，改變了其原有的線性競爭態勢，平臺化、共享化、多元化的特征愈加凸顯。以用戶價值為出發點建立合作關系而形成的數字化生態，使得企業的邊界逐漸擴張，從而推動要素資源流動自由化和產業分工精細化，從“效率”和“效能”兩方面發揮價值，達到政策、技術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終實現向生態共贏關系的轉變。

四是場景化應用引領產業數字化發展新方向。目前，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廣，其在數字城市、數字醫療、數字制造、數字交通、數字制造等方面的落地實施不斷推動著新一輪的數字創新，也充分體現了數字技術的價值。隨著數字技術對企業商業流程的重新構建，更多的新需求、新業態將被激活，未來場景化應用也將呈現出深度化等特點，從而推動產業數字化加速落地以及引領產業數字化的發展方向。

五是共建共享共生成為產業數字化轉型關鍵。產業數字化是一項以共建共享共生為發展關鍵的長期過程，企業只有通過構建起廣泛聯盟、合作共贏的跨界多邊融合生態模式，才能真正實現產業數字化轉型。在轉型中，處于不同產業領域、不同產業鏈層級的企業所擁有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掌握的數據資源不盡相同，且大多處于割裂狀態，難以適應數字經濟下的發展需要。隨著數字經濟在傳統產業中的滲透融合度不斷提升，企業通過共建共享共生代替原有的封閉生態，從而實現跨界融合優化。

面臨哪些挑戰？

首先是產業數字化產生的不確定性問題。數字化在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一是產業數字化自身帶來的不確定性。產業數字化轉型正在經歷從基于傳統的ERP、CRM等企業資源信息系統的信息化管理，到基于云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新興數字技術的價值體系重構。但數字化轉型所構建系統的復雜性和影響因素相較傳統產業而言都在增加，因此，在推進數字化的同時也帶來不確定性。二是數字化的結果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在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高成本和高風險會給企業帶來較大壓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終的轉型結果。即便轉型成功，數字化應用是否能對企業績效帶來提升，有待進一步觀察，這也提升了數字化的不確定性。三是產業數字化對監管帶來的不確定性。數字化普遍存在各領域相互融合的特點，而現有的政府治理體系在職能設置上主要面向特定區域、特定領域。因此，產業數字化的發展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帶來一定挑戰，對監管手段的跟進與更新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是產業數字化產生的不平衡問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產業數字化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一是形成特定數字鴻溝。數字經濟背景下，參與者要生存和發展，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資源和先進的數字化技術。而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和數據資源的豐富程度差異較大，主要集中在資金和技術基礎充足的原生數字企業。傳統經濟組織受多種因素制約，難以獲取相應資源，從而形成發展障礙。二是一些頭部企業存在壟斷現象。在產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由于數字經濟存在梅特卡夫法則現象，即網絡價值以用戶數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長。因此，在網絡外部性的作用下，數字化轉型容易形成“贏者通吃”局面，市場結構趨于壟斷。三是企業間數字化程度差異較大。據IDC統計，我國目前仍有超過55%的企業尚未完成基礎設備數字化改造，并且企業間數字化發展水平差距較大，超過50%的制造企業的數字化尚處于單點試驗和局部推廣階段，難以產生協同效應。

再次是產業數字化面臨的技術壁壘問題。產業數字化過程中存在的技術壁壘阻礙著數字化的進程。一是技術成本難以負擔。一般而言，中小企業的技術難以達到數字化的要求，往往都是依賴第三方數字平臺整合自身資源。但外部的數據平臺難以滿足企業的個性化需求，在使用中存在諸多限制，且使用成本較高，在無形中增加了企業技術壁壘。二是缺乏對數字化的認知。不少企業對于信息技術的應用認知還停留在ERP、CRM等傳統信息技術的應用階段，而新興技術發展迭代速度較快，傳統制造企業理解、應用、掌握這些技術存在一定困難。三是缺乏數字化人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在于缺乏合適的數字化人才。技術人才的缺乏也導致了企業在轉型過程中受阻，加大了企業面臨的技術壁壘。

后是產業數字化產生的就業影響。產業數字化對原有的就業形態造成較大沖擊。一是數字經濟影響傳統就業方式。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對傳統經濟運行模式帶來較大影響，如網絡購物的興起對傳統零售行業的沖擊等。相對于傳統經濟從業者，新興數字企業因其在技術和資金上的明顯優勢，能夠快速，影響傳統行業從業者的利益，沖擊傳統行業的就業。二是數字經濟的發展降低了對低技能人才的需求。數字經濟增加了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加了高技術人才的就業，提高了技能溢價，但低技能人才就業數顯著降低，勞動要素的工資所得不斷下降，擴大了高技術人才與低技術人才的收入差距。三是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資本替代勞動。財富在資本和勞動的分配不平衡，加劇了擁有不同資產人群的財富不平等。盡管人工智能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升了產出效率，但是技術的替代效應會降低勞動在經濟增加值中的份額，從而減少對勞動者的需求，并增加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四是數字經濟會加劇人才的“馬太效應”。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區域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存在差異、人才的受教育程度更是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會使得高質量人才不斷向數字化程度較高的區域集聚，加劇不同區域在產業數字化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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